《战争时期的日本精神史》读书笔记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

导读 异端之必要

译者谈鹤见俊辅。

i “最后一次谈及鹤见俊辅,是在一家过分拥挤的意大利餐厅里。这是纽约 4 月的一个傍晚,我与坂本龙一斜对而坐。”

“在一张餐巾纸上,我写下了几个日本知识分子的名字,丸山真男、加藤周一以及鹤见俊辅。在我有限的理解中,他们是战后日本社会的关键人物,他们的思想与行动塑造了一代人的成长。”

iv “他最重要的‘转向’研究也是如此。1959 年至 1961 年间,他与合作者完成了三卷本《转向》,追溯并讨论为何在战时日本,知识分子们,不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自由派,还是宗教人士,皆在国家权力的强制下,半强迫、半自愿地转变了思想。”

vii “专制,这种政治生活之癌,是如何一点点侵蚀一个健康肌体,而人们又是怎样丧失抵抗能力的。与德国、意大利不同,日本从未有过一个魅力四射的独裁者,一个总是掩藏于幕后的天皇与一群技术官僚,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

viii “教育也是如此,在小学与士兵的教育中,采用以天皇神话为中心的世界观,而高等教育则以欧洲为模板,相信天皇的权威要被限制在宪法之内。前者是‘显教’,后者则是‘密教’。在鹤见俊辅看来,明治时代的缔造者们设计了一套方案,希望‘显教’与‘密教’共存,彼此制衡,但最后显教部分吞没了密教部分。”

一 向 1931 年至 1945 年的日本趋近

几点随想奠定基调。

P001 “从现在开始,我要谈论的主题是,1931 年至 1945 年的日本精神史。在进入主题之前,我先说明几点随想。”

  • 语言与信任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说英语的日本人不值得信任。

    P001 “1945 年至 1952 年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我曾就此再三向遇见的美国人说明。因此,对我来说,我希望各位在我试图谈论日本之际,对我所说出的话,都能稍打折扣,再予思考。”

    P002 “在我看来,借用欧化语言的表述,未必意味着思考本身的欧化。但由于在短期间内,从欧洲语言中借用如此之多的语汇,就某种意义而言,现代的日本人可说也变得难以了解自己。确实,就某个层面而言,我们已经失去自觉自身思维方式的思路。”

  • 成为开端

    P002 “其次,我想强调的是,我希望这门课成为一个开端,借此让我们理解战争期间日本发生了什么,日本之外的地方又发生了什么,以及非战争期间的时代,日本和日本以外的地区发生过什么样的状况。”

  • 脱离标准范式

    P003 “那些被当成脱离标准范式的现象,反而更能表现出该社会的文化特征。1931 年至 1945 年日本所发生的事情,不能视为明治初年以来,近代日本史中的一个偶发事件而加以抹杀。”
    “我们是经由错误成长,并且是经由自觉到我们所犯的错误中,包含的真理与价值而成长。”

  • 历史的区分

    P003 “第四,以历史的区分而言,我们在此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肇始,设定于 1931 年中日战争(即九一八事变)的爆发。1931 年日本的陆军领导者再中国的满洲开启战端,并进而在这个地区建立日军的傀儡政权。这种方法对整个世界而言,实乃前所未见。因而后来也导致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德国的希特勒都加以仿效。”

P004 “当然,倘若外国人对日本的兴趣仅仅是出于异国情调,他的爱好与观点必然维持在其出生国所受的各种文化熏陶。在这样的情况下与日本文化的接触,只是在其原本的各种价值观上,蒙上了一层日本文化的外衣,整个内涵依然没有改变。”

作者的观点,要了解日本文化“真貌”,空间结构下,将中、日、朝放到一起思考,还要再加上对应的时间结构,因而掌握日本再 1931 年至 1945 年漫长争战中的历史背景,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P006 “如何诠释现代的事件,常因我们平时抱持的偏见而有所歧异……单靠被报道出的事并不足恃,因为未被报道的事也包含许多重要的事实。”

突然联想起《有所不为的反叛者》里所提及的“遗忘的重要性”,如果此处以孤岛表示历史显露出的部分,我们不应完全忽略潜藏在遗忘之海之下的真相。

二 关于转向

P007 “首先,我说明一下‘转向’的背景。1905 年日俄战争结束,对日本而言是个崭新时代的开端。自 1867 年明治新政府成立以来,约莫四十年间,日本国民都生活在必须攀登‘文明阶梯’——如果说真有这种东西的话——的使命感之中。”

P008 “(反德川政府)运动的倡导者在权力实际转移之前,几乎都为理想捐躯了。例如,吉田寅次郎、桥本左内、坂本龙马、高杉晋作等人。其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被视为实现这些先烈的构想、成功地推翻德川幕府并建立新政府的重要人物。

在进入明治时代之后,这些志士们短期内依然保留着一种敏锐的自觉,清楚地意识到,参与推翻幕府运动中的精英分子都已不在人世。”

随着先驱入土,最为纯粹的那些思想或许也被带进了地底。后继者们最初还保持着敏锐的自觉与勤勉质朴的特点,但维系不久了。

P009 “在此,我不以明治维新为起点,而谈及幕末到日俄战争这段时间领导阶层的气氛,主要是想凸显明治时代的领导阶层,与承继其后的大正、昭和时代领导阶层的对比。”

日本借鉴中国古科考制度创立了基于学校入学考试制定的身份制度。

P010 “诚如罗纳德·多尔(Ronald Philip Dore)在《学历社会——新文明病》中所述,日本政府早在 1880 年就已经使用考试制度选拔公务人员。当时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任职公务人员不需经过考试,并且保证一开始就能担任较高的职位。”

东 大 新 人 会,要了解东大新人会的重要性,首先建立起 1917 俄国革命对日本大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认识。不过从作者的描述中,我读出了无奈学生太过年轻,领导人根源性改变初始想法仍然不变其领导地位,导致了集体的转向,这种转向在年轻一带中很难称得上背叛,因为他们认为本该如此。

P013 “1918 年 12 月,东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赤松克麿、宫崎龙介和石渡春雄创立了‘东大新人会’。组织纲领是由赤松起草,内容如下:

  • 吾人配合世界文化之势——人类解放的新趋势,并努力促进之。
  • 吾人致力从事现代日本之合理改造运动。”

最初

P014 “这群新人会的成员对于 20 世纪 20 年代,组织共同阵线阻止军国主义的议题并不感兴趣。”

不久,创始人与初始成员纷纷转向,而他们的带动作用是可怕的。

  • 赤松克麿

    “不久,新人会的创始人和创始成员背离了社会主义运动,转而趋向国家社会主义。新人会创始人赤松克麿,1922 年加入日本共产党,其后又脱离共产党,1930 年出任社会民众党的总书记。此后,他开始阐述天皇的责任,认为天皇的责任就是保护国民的利益。这种观点导引他把‘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和建立‘满洲国’的举动正当化。他已经在替日本寻找可以和定为国策的侵略中国政策并存的民主化与社会主义化的道路了。”

  • 宫崎龙介

    “另一位新人会的创始人宫崎龙介,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前的时期,即以内阁总理大臣近卫麿公爵的密使身份进行活动,劝说中国国民党与日本合作。”

  • 麻生久

    “新人会创始成员之一的麻生久,曾以 30 年代社会大众党重要领导人的身份,推动工会的领导人与倾向国家社会主义的改革派军官结合。”

  • 佐野学

    “其他创始成员之中,以佐野学最为重要。他二十七岁时,以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参加东大新人会。1933 年,他四十一岁,担任日本共产党的委员长,同时也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与同为中央委员委员的锅山贞亲,在狱中发表‘转向’的共同声明。”

    “佐野学与锅山贞亲撤回他们之前所有的主张:废除天皇制赋予包括被殖民的各民族在内所有民族的自治权等;并且,他们也撤回了原本所有论点的总结——反对日本政府的‘九一八事变’政策。他们改口说,要从苏联的桎梏中解放自己,对天皇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价值表示尊敬,以发展日本的社会主义。”

    佐野学,日共当时的最高负责人,并没有因立场的改变,而提出退党申请。

P016 “佐野与锅山的共同声明发表后,‘转向’一词变成那个时代的流行语。这个词汇被一般民众纳入日常生活用语之中。

一段插曲,“转向”词汇的诞生,本是“方向转换”的缩写,但是提出不同词汇的两个人思想主张却又不同。

明治社会主义者山川均发表《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换》,提出前卫分子必须回到无产阶级群众中。而德国研学回国的福本和夫则批判山川的 i 昂发,他认为共产主义者应该自觉本身的思考方法,并使之转向,以此对同时代的社会能有所行动。

“于是‘方向转换’被缩写而产生‘转向’一词,意指人妖自觉其自身思索的过程,并给予符合自身思想水准的新方向。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下,‘转向’之前的思想是一种顺从社会习惯行动的惰性思想。”

“在学生间成为流行语的‘转向’一词,后来被依《治安维持法》设置、对危险言行进行调查的思想警察所采用……被置身在这种技巧下受到诱导的青年,虽然以前依循福本和夫定义的转向之路前进。”

P017 “这就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转向’一词被纳入日本日常用语,并广泛使用的整个历史经纬。主要的意义在于,在国家权力之下造成思想的转变是可能发生的。”

转向还是背叛?

P018 “至于‘背叛’——这个词带有明显的贬损意味。有人向警察秘密告自己以前的同志时,就用这个字眼,这种场合或许可以称作背叛。然而,如果我们将 1931 年至 1945 年日本所发生的转向现象,一律都已‘背叛’的恶名统称的话,我们就会丧失从谬误中发掘真理的机会。”

后面这段话也是我读的时候的感觉,以家国之转向反过来思考人生的‘转向’。

P019 “我不断地问自己下面的问题:在漫长的人生中,有人能不经历‘转向’的吗?导引这些人‘转向’的条件是什么?他们如何将他们的‘转向’正当化?经历过战争后,回顾‘转向’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思考的?

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在我们研究 1931 年至 1945 年间的日本时,是极为重要的。”

三 锁国

日本人的锁国性。

P022 “日本人始终抱有一种感觉,认为自己一直住在并且也能继续住在自己金瓯无缺的土地上。在这块固若金汤的土地上,日本人往往觉得若要走出国境之外就必须抱定决心,只要身处日本便不用害怕会突然遭到外国人的攻击。这是日本人的一般体验且心照不宣的前提之一,只是很少在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思考方式中显现出来。我们可以把日本人思考方式的此一层面成为‘锁国性’。”

伊藤整是优秀的知性主义派作家,在 20 世纪 30 年代,收到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等西欧心理主义文学影响,以身兼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而闻名。

P025 “通过伊藤整的一生与著作,我们既可以见到自由主义转向的事例之一,也可以在战后时代从转向回复的过程中,看到自古以来的街头技艺的复苏。”

P028 “锁国性这种日本文化特征,也对转向过程带来影响,甚至可以说转向过程本身大都是来自于锁国性这种文化特征。”

认知锁国性是一个漫长且艰难的过程

P032 “只要锁国性代表日本文化的主要倾向,日本就无法有效地解决日本现今所存在的问题。东大新人会的成员已经自觉到这种新处境的艰困,但不能说他们已具有充分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洞察力。他们不仅对日本的未来欠缺洞察力,也欠缺对自身未来的洞察力!”

四 关于国体

谈“国体”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世界上国家的基本结构还是日本特有的推进力量。

P033 “国体的概念在这段漫长的战争时期被当成强而有力的语言工具,用来防御或攻击日本人的政治地位。”

P033 “‘国体’一词的起源,可见于吉田寅次郎(吉田松阴)与山县大华的往来书简中。吉田认为,词语指涉日本民族特有的推进力量。他的论敌山县大华则不承认日本民族中有这种特有的东西。山县指出,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同样的推进力量,因此‘国体’概念并非日本所特有。”

根据《古事记》,日本特指的国体。

P034 “……根据这个故事,‘国体’可解释成:以众神之后绵延不绝、万世一系的天皇家系为中心,并以天皇家系为信仰核心的概念。”

根据桥川文三的记述,日本国体概念的形成历史,在十五年战争开始之前,教育体系被划分为之前所提及的“显教”与“密教”双轨制。

P034 “依明治时代建造者的观点而言,日本人应该让作为一个国家宗教的密教和显教部分的信徒,分别接受不同的训练。这是新国家的建造者对日本自锁国状态以来各种困难的解决方式。他们在国际政治权力的波涛中为国家掌舵的同时,使尽量在不损及明知之前家族制度与村落制度的强大结合力下,来完成这项工作。”

当然,十五年战争期间明显是显教压倒密教,不存在重臣阶层区间调节做“屏风”作用的年代。日本显密教体系受到西方欧洲文明强烈的影响。1871 年新政府冒着巨大的金钱风险送一批富有学习能力的年轻人(岩仓具、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去西方国家学习他们的制度。

P037 “这些高级官员派遣团对西方诸国科技的发达与效率印象深刻,也对推行有效率的统治组织所依据的宗教及伦理信条感到羡慕。因此他们试图修改日本的神道传统,采纳作为支撑高效率技术文明的力量。于是,‘天皇崇拜’被当成可让日本更加繁荣的技术文明殿堂之思想基础。”

皇室传说,如前述《古事记》,被改造了!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从混元却落后的制度中分立出“显教”与“密教”。“显教”为表,“密教”为实。

P039 “我不认为这是近代日本才有的特殊现象,在实行神权政治的地方,绝对有其类似的政治惯例。明治以后的政府,除了具有民主政治的性质之外,也包含这种神权政治的特质。至于两者是如何组合交际的,我们必须审慎看待。”

现人神”——天皇的无谬性为中心所建构出的国体观念。

当明治国家建造者所设计的秩序无法运作时,国民就通过无视法纪的人表现他们积存的不满,“密教”失灵,自由派学说遭到抵制,被抬上“神轿”不放的天皇也很无奈。

P041 “当时,担任天皇侍从武官长的本庄繁陆军上将(1876——1945)在日记中,曾记下他与天皇的对话。本庄试图把当时陆军的想法传达给天皇,天皇对此说出了这样的感想:‘如果我们用思想或信念压抑科学,世界的进步就会停顿下来。如此一来,连进化论之类的思想也被推翻了——然而,这并不是说不需要思想和信念。总之,我认为思想与科学应该同时并进。’”

P042 “至少自 1931 年以来,领导者对日本与假想敌国在军力和经济力上的差距,一直提供给国民相反的资讯,导致自己也因此陷入自我欺骗的境地。对国家的领导者而言,要从对国民的持续欺骗中,保持自我的清醒,是非常困难的。让当时日本的领导者踏上太平洋战争之路的决策背后,就隐藏着这种困难。回到前述的譬喻来说,由于日本国家宗教的显教部分在漫长的岁月里吞没了密教部分,使得日本国家原始建造者们的构想因而瓦解了。”

二度“国体明征”的宣示——明确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概念,为战前喧嚣一时的右倾思想。

日本战败,同一个天皇亲自宣称自己是“人”而不是“神”(《人间宣言》的发表)之后,国体观念也像一小片头皮屑般从头上掉下来,之后就只剩下肉体而已。

结尾语

P045 “然而,日本四面环海,完全没有路上的国界,又使用相同的语言,只要狭窄的岛屿中继续住着稠密的人口,锁国性就没那么容易消除。因此,今后我们还必须不断提问:国体观念会以何种形式保留下来?

五 大亚细亚

P047 “所谓‘大亚细亚’,是日本人用来表达与亚洲大陆居民关系的词语。更精确地说,是指与包含日本人在内的亚洲人和平共存的理想大共同体。”

从鹤见俊辅的理解,军国主义者所提的“大东亚共荣圈”发源于大亚细亚思想,但却不一样,核心词——“军事需要”。

P048 “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是依据军事需要而决定的。为了确保 1931 年以后在军事发展上所获得的利权,陆军、海军参谋官与学者合作完成多项草案。在这些草案提出之前,已经有石原莞尔(1889——1949)倡议东亚联盟的构想。石原莞尔是应对‘九一八事变’及其后发生军事行动负起责任的关东军参谋官之一。石原认为,日本必须觉悟,不久将会与包括苏联在内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冲突,所以(他本身对这开战也有责任)和中国间的对战状态不能长期持续下去。他的解决方案是,日本、中国和‘满洲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友好关系。石原是‘满洲国’的主要建造者之一。然而,‘满洲国’成立后,随着东条英机的掌权,石原被逐出权力的核心。不久,所有的陆军,甚至稍后的中央政府,都被纳入东条的势力掌控之下。石原在陆军的所有重要职位全被解除,因为在东条看来,石原的构想里具有谋叛的因子。”

后面讲述大亚细亚思想相关的一个关键人物——尾埼秀实。尾埼于 1937 年加入了后藤隆之助建立起的“昭和研究会”,不仅担任中国问题研究会的主席,还负责全部十二个研究会的协调工作。尾崎在这一期间内活跃于政坛,并与理查德·佐尔格保持密切的联系。不过二人后来双双被日本警察逮捕(间谍罪)。尾崎自己构想出大亚细亚的雏形,并预言问题的源头是国内资本家间的纠葛(和我们所学的国内矛盾转移来发动战争一致)。

P050 “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尾崎秀实,曾在 1931 年 1 月号的《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题为《‘东亚协同体’的理念及其形成的客观基础》的文章。他说:‘实践东亚协同体理论的过程中伴随发展的得失,虽然乃视中日抗争的张力关系或国际关系而定,但在日本国内推动此事产生的势力集结,才是最重要的问题。’他还预言,实际问题是发生在和日本国内资本家间的纠葛。”

尾崎作为大亚细亚主义评论家的地位,不应该因为他与佐尔格集团有所牵扯而被贬损。最终判决的审判长高田正是宣判尾埼死刑的法官,他对前前近卫内阁司法大臣、因结识尾崎而失去职位的风见章说:‘尾崎是值得尊敬的人,他能将信念付诸行动,在这一点上,我非常尊敬他。

尾崎是一名独立的共产主义者,与日共与共产国际并无关系,是接近民族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务部时期,也并未加入当时流行的新人会运动。我真的佩服他这种纯粹的自我认同,驱动自己将理念付诸实践。

P052 “尾崎被捕并判处死刑之后,包括众多右翼政治立场鲜明的人士及其朋友们都纷纷表示惋惜,由此可见他的人品。他的主要委任律师竹内金太郎,是一位出了名有骨气的国家主义者。他一直为尾崎辩护直到后者被处决为止,并称尾崎为真正的爱国者。”

日本政府纳入了大亚细亚的观念,但却剖有些“功法逆练”的味道。从战争命名中可以看出,不是“太平洋战争”,也不是“对美英战争”,最后定名为“大东亚战争”,其他候补的名称并没有把日本与中国之间持续进行的战争状态包括在内,而此战斗状态才是这次宣战的真正的原因。日本以对东亚地区抱有的“共荣”、“责任”(或许经过右翼分子的伪装),与最初尾崎的大亚细亚观念并不相同,战败岁月里,始终未能正视败给中国的事实。

P053 “这场漫长的战争之所以持续进行,是因为日本政府无力终止战事,这才是真正的原因。换句话说,倘若没有日本文化里固有的锁国性这个条件,这场战争肯定不会持续下去。”

P057 “大冈升平在这本书中,附了很多与菲律宾战争相关的书籍和小册子的庞大文献表,还强调这个文献目录是这本书最重要的部分。一位小说家说出此言实在极为少见。在此,我们可以感受到,日本文学史与精神史已展现出全新的特质。从其字源来看,所谓的‘大东亚’,是伴随 20 世纪 40 年代日本政府的军事需要而产生额字眼。(后面这几句存疑)战争即将结束前,由于胜利已经无望,日本政府决定让亚洲各民族独立。这个决定意味着日本政府不想再白费力气,因为他们已经无法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变当前的局势了。”

对后面几句存疑,毕竟鹤见俊辅并没有给出日本政府进行这样思考的依据,而我们不能确定是各民族追求自身独立在先还是日本政府这种“摆脱包袱”的想法在先,即便是后者,也不见得是“决定让亚洲各民族独立”。

精神史上,日本人著作有沿袭“大亚细亚”观念的系统,他们(以竹内好为主)认为:“日本人必须有所觉悟,我们的民族将在这场战争中改变性格,我们的国家在解放亚洲各民族的努力中也不得不变形。”。他们的构想基于一个预感:不打破日本政府当前的结构,就无法抑制政府领导者支配亚洲各国的野心。

还有战后评论家松本健一所指,从战后东南亚经济关系中看出的比战时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更有效的实现形式。以日本为中心的偏颇性质,仍保有战争时期日本所显示的形态,更有效的实现形式,要打破这种由锁国性引发的偏颇。

六 非转向的形式

我曾经以为日本人清晰的了解唐传佛教、神道教的区别,从鹤见的书中我才知道,日本人很少认真思考佛教与神道教的差异。

P062 “日本人很少认真思考佛教与神道教的差异,虽然这两种宗教在西方比较宗教的书籍中被区分为两种不同的宗教,但其实在日本人的感觉中几乎是相连的。在此种宗教意识中,也纳进了佛教及神道教以外的各种宗教,这些宗教最后都消融在日本式的宗教信仰中了。”

本节主要从一条小径研究日本人的宗教信仰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日本人共同信仰的性质。不过因为我个人对宗教兴趣不大,了解的也少,所以本节不进行过多摘录。

转与守。

P074 “……那就是所谓‘非转向’的状态并不是静止不动的状态。由于人乃血肉之躯,行动总处于不停摆动的状态,这也包含不做某种行动的抑制状态。人类无论出于何种状态,都无法脱出这种摆动的状态。进一步说,在摆动的状态中,人必须依靠某种基本价值来支撑自己。这种基本价值基准,在语言的原义中,可称为宗教。”

七 日本之中的朝鲜

P077 “通过日本人对朝鲜人的态度,我们可以将日本人的思想放在一种‘分光仪’中加以分析。这跟区分或左或右的政治思想不同,它可以呈现出各种想法。前文曾稍提及,日本政府试图把文明强加于朝鲜,这里所指的文明指‘西化’。”

日本人(不管左翼还是右翼)都坚信,只要能攀登上文明阶梯,就算是使用暴力亦未尝不可。

P078 “樽井藤吉拟出一个构想——把日本和朝鲜合并为一,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新名称的新国家。这个想法在 1910 年由日本政府付诸实行,却不是建立在樽井所梦想的平等基础上,最后,日本吞并了朝鲜国。”

一些有识之士批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太过小我。

P078 “日本政府采取‘日韩合并’的行动,对日本人和朝鲜人带来如何严峻的后果,当时对此进行深思的日本人为数不多,诗人石川啄木是少数其中之一。他在朝鲜国灭亡那天写了一首哀悼的短诗(诗歌),同时,他也写评论,批判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只着重刻绘日本人私生活的细节。他又说,如果自然主义文学家有勇气描写日本人的生活,就应该描写国家使日本人的自由窒息的事实。”

对待朝鲜的态度,也是一种“转向”。明治以前,日本朝鲜双方对于所谓的“教养”是以使用中国汉字,写出中国式散文和诗词的能力作为衡量。相较于四面环海的日本国,与中国地理上的接近使得朝鲜使节往往这方面能力远超日本知识分子,因而也使得朝鲜整体得到日本的尊重。但是随着明治维新,上述评价标准被学习西方知识,攀登文明阶梯所取代,日本人也从此看不起朝鲜人。

石川啄木是一名激进的社会思想家。而在保守的文学家中,还有柳宗悦。

P085 “…….柳宗悦因为热爱朝鲜的工艺,于是对日本政府采取破坏朝鲜民族文化的政策,明显表示抗议。对于日本政府在 1919 年毫不留情地镇压朝鲜独立运动的示威游行,柳宗悦也写过几篇随笔加以抗议……他谨慎地把自己的批评陷于工艺和美术的领域,没有直接对政治本身提出批判。然而,日本吞并朝鲜后,尽管已经过了一二十年,他并没有屈服于这个即成事实,仍不改把日本与朝鲜写成‘两个国家’的作风。”

八 以‘非斯大林化’为目标

P091 “对向来把文明阶梯视为一个实体的日本人而言,1917 年 11 月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为他们的想象力带来了很大的刺激。这个刺激通过东大新人会的组织,扩及日本全国的知识分子,和以准知识分子自居的年轻族群。”

日本共产党诞生之初,存在着侥幸逃过“大逆事件”的幸存者与激进年轻大学生们的思想对立。

P092 “日本共产党创立之初,其领导者山川均是经历过‘大逆事件’,并戮力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幸存者之一。他提出忠告:日本的左翼知识分子必须对劳工阶级每天为挣取生存粮食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更大的同情,而且必须和他们结合起来。不过这个观点,却遭到刚返抵国门不久的福本和夫反驳,他是代表新时代留学德国,并用原文学习共产主义理论的年轻教授。福本和夫在解释列宁主义时指出,精英知识阶层首先要从群众中抽离出来,再以激进知识分子的身份彻底武装理论,才是左翼群众运动与知识分子进行大团结之前的必要条件。

抽离——武装——团结,据鹤见俊辅所讲,福本提出“先离后合”的组织论,在当时信奉社会主义阿知识分子之间获得胜利,而称为日本共产党创立初期深具指导性的理论家。但是后来又受共产国际所送交“1927 年纲领”等诸多影响。

对于“转向”与“不转向”,日本共产党人似乎走到了死胡同,“转向”则有些许对原始信念的背叛,转而信奉以天皇家系信仰为核心的显教理论,而“不转向”,似乎又意味着没有脱离苏联共产国际的指示,盲目信仰缺乏独立判断与事实依据的空洞理论。

P093 “1931 年日本开始侵略中国,两年后,发生了日本共产党支持者集体转向的事件。有党员要求,要守护日本共产党这面旗帜,需要无比的勇气和长期的坚持抗争。因此有十几人宁愿忍受漫长的牢狱生涯,有几个人死在狱中,也有残存到战争结束的。这些党员,无视于日本政府十五年来所做的军国主义宣传,仍旧忠诚地信奉着苏联共产国际起草的‘纲领是科学’的真理,更遑论对共产国际总部指示的方针做出质疑或批判了。当时,脱离日本共产党的成员在‘转向’的时候,至少已经认识到,共产国际所做的方针,对在日活动的了解不够充分。而这种‘认识’,在他们转向时起了很大的作用。”

植谷雄高自狱中的想法,他自问:难道我不能用这份自觉来写作吗?对他而言,这种自觉成了一种希望,他就是倚靠这丝希望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存活下来的。

P094 “尽管植谷雄高作为一个收到战争影响、默默无闻的日本人过着世俗生活,但他把自己分成两种角色,过着双重的生活:也就是他让一个自己停留在转向的时间点上,努力盯住他所看到的事物;另外一个自己则是作为一名平凡的劳动者。”

“一切的权力都会腐化,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化!”

伪装到陷入伪装,伪装到一无所有。

P102 “对大河内而言,这条路径就是伪装转向之路,它具有对抗战时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又与之合作的双重功能。”

所谓的改造的“信念”,都是经不住逻辑解释与自我阐释的,只有根植在人内心深处的记忆得以在时间长河中留存下来。

P106 “此外,长谷川还保留了一幅旧陆军少校的精美肖像。他说,这个与苏联政府合作推动俘虏营民主化的日本军官,当着自己的部下以及众多日本俘虏面前,掏出天皇颁赠的勋章,扔在地上频频践踏,极力斥骂这是反动时代的遗物云云。不过,根据他的发现,后来,这名军官始终保有这枚勋章,并妥善地把它藏在行李箱地底层。在俘虏营制造出来的马列主义,毕竟是速成制品,因此在他们踏上日本后的短期内便消失无踪了。

书中讲“日本人向来就没有特定地意识形态,所以淡然面对”,或许吧。

九 玉碎的思想

鹤见俊辅所认识的“九一八”,恰巧,写下本节读书笔记的日期是 2020 年 9 月 18 日。

P113 “1931 年 9 月 18 日,几名被派至中国东北满洲的日本参谋军官,拟定了一个计划:要在距奉天(沈阳)北方约 7.5 公里处的柳条湖,炸毁当时隶属日本管理的南满铁路的某一段路轨。他们并没有事先向派遣军司令官和参谋长报告这个计划。事实上,炸毁铁路的是河本末守中尉及其部下的几名士兵。不过,这个事件却被日军报道成中国人所为,把事件的责任扔给了中国人,日本国内的报纸爷不断借用军方的报道。日本旋即对这次炸毁事件展开复仇作战。战争开始之后,日本未经宣战就把这次事件命名为‘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

战争被日本当局有意切分成看似不相连的局部事变,诸如“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上海事变”(一二八事变),“支那事变”(七七事变)。鹤见讲指出,这正是日当局迷惑性的意图。这些事变都是联系的战争状态。所以才有本书从 1931-1945 的整体叙述。

P114 “正如我在家永三郎于 1968 年出版的《太平洋战争》一书序言中指出的,我们应该把 1931 年至 1945 年的战争看成是一场连续性的战争,并且把这次战争视为日本败于中国的战争!”

玉碎狂潮,天皇子民应为国体与陛下已死尽忠,这种国家层面上的“玉碎论”,据日本陆军解释,是天皇敕语哲学必然带来的逻辑归结,却无人质疑。。

海军由于其能来往于不同国家,吸取更多不同的观念,早期并不热衷于自杀式的战争。但是最终仍然被卷入“玉碎思想”的集体狂潮中,最典型的——神风特攻队(组建者大西泷治郎于日本投降之后切腹自尽)。

《大和战舰的末日》,也是日本军国主义与淹没个体意识的玉碎思想的末日。

十 战争时期的日常生活

“幕间狂言”是短喜剧,以讽刺谐虐为特色。原本在能剧的演出幕间插演,以缓和能剧悲戚哀伤的气氛。

战争、女性、权利的过山车。

P129 “多亏占领军的帮助,女性在日本历史上首次获得了选举权。不过,女性把自己的代表送进议会,相对此状况来说是较少有的事件。战后首次大选的结果,选出的 446 名议员之中,女性议员只占 39 名。由于战争期间女性广泛享有的生活思想并未与任何政治党派的思想合流,因此,尽管在日本战败后不久,女性的政治活动看似非常活跃,但随着生活的日渐安定,却逐渐平缓下来。等到战后的混乱渐趋平静,她们对推选女性代表进入议会的关心便大大降低了。”

十一 原子弹的牺牲者

原子弹,国家眼中的把戏,民众眼中的灾难。原子弹的牺牲者从来不是日本,而是广岛长崎的日本人。

P141 “在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共同的事态:交战的国家时常不约而同地通过国家特质,显现一种心电感应般地方式,默契十足地持续期满自己的国民。当我们思考战争这个层面时,可以从国家有意欺瞒国民额角度看出国家的特质。原子弹就是这众多的事例之一。”

审查制度似乎不是哪里的特产,被掩埋 7 年的历史真相,出版相关书籍仍然受到占领军的审查制度禁止。

《夏天的话》生动地再现了发生在广岛的可怕情景;《心愿的国度》则描写了遭受原子弹轰炸后,作者内心的幻想与孤独。

P154 “他(原民喜)在翻译短篇小说《格列夫游记》时,这样写道:当我看到一匹马垂头丧气地兀立在原子弹轰炸后的广岛时,我想起了在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格列夫游记》第四卷‘慧驷国游记’中,那匹有理性而公正的马。”

被伤害者总是沉默寡言。

十二 战争的终结

向后转。

十三 回顾

我们从莉莲·赫尔曼和 E.H.诺曼地例子可以得知,其实转向地问题不只发生在战时地日本境内,也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像苏联的布哈林、索忍尼辛和中国的老舍的遭遇就是最好的明证。

鹤见俊辅如何看待转向,在本章给出了他的中心法则。

P181 “至于‘转向’本身是好是坏,不以这种定义来判断。然而,在我记述战时的‘转向’时,我一直希望能够从转向后出现的各种思想中,看到意义丰硕的事物。而指引我思想的,就是孔子《论语》中的那句话:‘观过,斯知仁矣。’”